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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洁文化中国行 | 汴梁清明百草香

　　打开《清明上河图》卷轴，柳岸长堤、望楼饭铺、市桥郭径、舟船车轩……一个繁华的世界、一座精美的都城，在卷轴间徐徐展开，红尘里的美好仿佛又活了起来，氤氲着世俗里的烟火气。

　　让人称奇的是，在相隔几十步远的距离中，就有三处诊所药店，反映的医事活动涉及诸多方面：有兼售香药的酒店，有叫卖膏药的摊点；有官医，有走方郎中；分科也很精细，有内科、儿科、骨伤科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三记载：“马行北去，乃小货行，时楼大骨传药铺，直抵正系旧封丘门，两行金紫医官药铺……不欲遍记。”中医药在北宋的兴盛可见一斑。

　　宋代中医学发展鼎盛，主要集中在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张择端的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不仅让世人了解到了东京汴梁城的繁华，更见证了中医药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融合。

　　生活中处处有中医，中医学其实并不玄奥，它原本取材于大千世界，无比贴近于民众生活。它涉及的领域并不局限于医学，从饮食起居、养生保健、文学艺术到为人做官等等，处处闪耀着智慧之光。

　　“五谷为养、五果为助、五畜为益、五菜为充。”许多蔬菜瓜果及动植物不仅能填饱肚子，也有着较高的药用价值。在过去缺医少药的情况下，有些东西信手拈来就可以治病，用起来也很方便。宋代过端午，“角黍包金，菖蒲泛玉……衫裁艾虎”，如今在开封当地还有“端午节日未出，采猫眼儿（一种中草药）用水煮”、“正月茵陈二月蒿，过了三月当柴烧”的农谚。

　　为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身体上的健康，在古代，人们采取各种方式驱邪避害，从各地所建的药王庙来看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扁鹊、孙思邈等均成为供奉的药王神。随着祭祀人数的增多药王庙逐渐发展为庙会，庙会担当起集市贸易和民俗活动的功能。

　　古人还把中医药知识编入启蒙教材，以更好地传播和教化，并将“蒙以养正”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。到了宋代，“朝廷兴建医学，教养士类，使习儒术、通黄素、明诊疗而施于疾病，谓之儒医。”医学知识相当普遍地为文人所熟知，将其入画、入文、入诗，融入日常，学医成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职业选择。而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，留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名句，大概是非常契合儒家“以济世利天下”的人生最高理想的。在当时，这对许多有识之士的职业选择起到了导向作用，促进了中医的发展，让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何惜架上药生尘”变成了一代又一代“良医”的毕生追求。

　　二

　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中医吸取了诸子百家学术精华，与诸多学科交叉融合。人们对中医虽习焉不察，中医文化却犹如空气般无处不在，其中蕴含的许多修身处事、做人为官的道理和智慧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言行。

　　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“郭四郎茶坊”“一窟鬼茶坊”“蒋检阅茶肆”“饮子铺”……茶坊遍布、素食兴起，可见宋代人爱饮茶、重养生。对中医养生来说，“防重于治，不治已病，治未病”是中医养生文化的一大特点。

　　养生先养心，修身先修心。古之医者，不仅要治身，还要治心。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；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”在中医中，正气足与不足乃是关乎能否得病的重要内在因素。这句话概括了中医的病理和医理及中医养生的法则，也是做人的硬道理。一个人只有培养好内心的正气、固好自身的正气，做到“邪不可干”，方能抵制外来侵袭的“邪毒”。

　　而正气源自内心，心态很重要。在《新唐书》中，卢照邻问孙思邈养性之要，对方回答说：“天有盈虚，人有屯危，不自慎，不能济也。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。慎以畏为本。忧于身者不拘于人，畏于己者不制于彼，慎于小者不惧于大，戒于近者不侮于远。知此则人事毕矣。”孙思邈传授的养性之道其实就是修身之道，就是要做到自慎，而自慎的精髓就是有敬畏之心。一个人若失去了敬畏之心，就会变得狂妄自大、肆无忌惮，容易做出越界出格的事情来。

　　凡为医道，必先正己，然后正物。凡为医者，性情温雅，志必谦恭，动必礼节，举止和柔。古代医家无不强调仁心、正己和自律，要求从医者既要有高超的医术，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。

　　北宋名医王惟一淡泊名利、醉心医学，在太医院任职的时候，面对院使的拉拢和诱惑，坚守原则，拒绝趋炎附势，更不愿同流合污，只想让针灸技术服务更多的百姓。医生修习医术之时，也是在修行个人，王惟一以其修医修心的行为展现了医者的风骨与仁心，令人钦佩。

　　北宋神医杨介身上同样凝聚着这种思想的光芒，杨介每有诊误，必反躬自省，他勤奋一生、严于律己、谦逊求精，即使到了晚年仍不耻下问。在治好了宋徽宗的病后，他婉拒了皇帝的挽留，坚持在地方为百姓诊治病痛。当“神医”的声名从东京汴梁传向全国各地时，慕名而来诊治的人络绎不绝，无论达官显贵和黎民百姓，杨介都一视同仁。荣誉和声名最容易让人心生惑乱、迷失方向。只有内心宁静淡泊，摒弃这些身外之物，才能受得起繁华，经得起诱惑，走得更远。

　　三

　　再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从“赵太丞家”旁边幡上“理小儿贫不计利”字样可以看出，这是一位擅长儿科、内科的医官，能做到“贫不计利”。这固然与其热心行医、注重医德、深明“医乃仁术”之理有关，也与北宋重视中医之术分不开。

　　宋代是中医抗疫的一次高峰，对中医关注程度极高，先后成立过和剂局、熟药所、惠民局等官办药局，专门在赈灾时为百姓提供免费药品，编纂出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等中医著作，颁布《太平圣惠方》《庆历善救方》《简要济众方》，“令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”。

　　文坛杏苑虽属不同领域，但由于传统文化诸多分支的共生性和整体性，往往医儒不分，古代先贤常亦文亦医，医文兼通，既是提笔便能写出锦绣文章的文坛大家，也是出手即可治病救人的中医大夫，是为“儒医”。他们既要救个人，还要抚众生，既要疗百姓，更要医家国。宋代出现了众多有着家国情怀的儒医，一个个闪亮的名字穿越时空，留在了老百姓的心中。

　　苏轼就是其中之一。北宋元丰三年，苏轼离开京都汴梁，前往黄州赴任。刚到没多久，黄州暴发瘟疫，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安危，而是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百姓，“独依旧社传真法，要与遗民度厄年”。此时，他想到手中有一个专治瘟疫的秘方，名曰“圣散子方”，是好朋友巢谷家里的祖传秘方。当初讨要时，苏轼曾经面对滔滔江水发誓：绝不外传，只能自用。如今，为了挽救千千万万患病百姓的性命，他哪里顾得上曾经的毒誓，迅速组织人员将圣散子熬成汤水后送给黄州百姓，将绝大部分患病百姓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。

　　元祐四年，苏轼调任杭州太守不久，再次遇到瘟疫流行。为救治百姓，他一边拿出“圣散子方”，配成药剂发给患者，一边派官员带着医生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，甚至还将妻子陪嫁的首饰卖掉，加上积蓄共筹黄金五十两，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旁边办起了一所“安乐坊”病坊。据记载，安乐坊在三年时间里医好了上千个患者。

　　面对备受瘟疫摧残的百姓，苏轼将一个文人的情怀、素养、智慧发挥到了极致，他不只是一个高唱“大江东去”的歌者，也是一位把事业诗文功名写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表率和典范，更是一名有着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的战士。

　　说到宋代的儒医，还有一人不得不提，他就是北宋著名医学家许叔微。11岁时，其父亲患瘟疫去世，后母亲由于悲伤辛劳过度，也离他而去。许叔微发誓学医，要拯救众多像父母一样被疫情夺去生命的病人，一辈子免费看病不收老百姓的钱。

　　自行医以来，许叔微一直践行自己的诺言，“不以贫贱，家至户到，察脉观色，给药付之”。为让更多的医生提高医术救治病人，他编出歌谣《伤寒百证歌》帮助同行理解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公元1112年，在京都汴梁进士落第后，因治病有功，蔡京要加官于他，面对“嗟来之食”，许叔微断然拒绝，如此气节得到众人一致称赞。

　　宋室南渡后，许叔微也举家南迁。53岁那年，许叔微终于进士及第，入朝为官。然而，面对朝廷昏庸腐败、忠良遭陷，他满腔的报国热情被浇灭，遂愤然辞官隐退于太湖马山“梅梁小隐”。在此期间，他一边行医济人，一边拿出自己平生已经用过多次、行之有效的药方，编成《普济本事方》，撰写多部医著。南宋元初诗人陆文圭有诗赞曰：“江左知名许叔微，公来示之衡气机。天下呻吟尚未息，公持肘后将安归。”

　　悬壶济世，救死扶伤，在历代挑战疾病、应战疫病的过程中，无数杏苑先贤，不仅塑造了中医风骨，更是当时乱世中千千万万个想要济世救民的有志之士的缩影，可谓“侠之大者”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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